何建坤:解读《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本文摘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协同效应。
与此同时,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每个五年规划也都有单项规划。比如核电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可能要到5800万千瓦左右,这个规划都是落实到厂址的。因为现在必须动工,到2020年还有5年施工期。实现2030年目标,就要规划“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新建核电站布局。
再有一点,要有一系列改革政策,比如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体制改革,比如煤炭的价格比较低,但它外部成本高,损害环境健康,要通过价格改革、税费改革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比如资源税、煤炭税。
“十三五”期间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现在是在两省五市试点。有了碳市场之后,可以瞄准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目标来分配排放配额,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减排。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现在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将来要逐渐完善。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实现碳排放的治理目标,要有法律保障。英国有气候变化的立法,我们要积极推进立法,使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措施,大的政策框架,比如全国碳市场,都有法律来保障。
再一点是要加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实现未来减排目标的重要支撑,现在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比煤炭要高一些,有统一的优惠上网电价,将来量大了不能都给补贴,就要靠竞争,随着发展规模增加和技术创新,新能源发电成本会降下来。估计到203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成本会有竞争力,依靠技术创新将不会增加国家总的能源成本。
财新记者:您提到创新,那么从技术水平来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有什么困难,比如说我国要发展风电、太阳能,智能电网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智能电网的技术是否成熟呢?
何建坤:发展智能电网,还要发展分布式电网。现在全国一张大网,将来需要在区域之内,发展分布式能源,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就地采集、转化、利用,这样比较灵活。大电网和分布式能源要结合起来,一个地区只靠分布式能源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需要大电网来补充,两者要相互结合。
前段时间,中国有些地区风电发多了,就弃风;水电发多了,就弃水。这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电网的消纳能力不够;第二是体制问题。电力供应过剩本来应该减少煤电,但因为体制原因和利益博弈,停水电却不停煤电。因此需要推动技术创新,再加上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很多技术创新效果难以想象,过去我们谁也想象不到今天的可再生能源会发展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