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您提到两个指标，GDP增速我们都知道。那么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由什么决定?

 

　　何建坤：碳排放强度是指产出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下降率受两个因素叠加影响，一个是能源强度下降速度，一个是能源结构调整速度。

 

　　首先是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就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第二是改善能源结构，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促使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还有一件事情要强调，二氧化碳达到峰值之后，能源消费可能还在增长，但是新增长的能源供应必须是非化石能源。也就是说，能源在增长，但二氧化碳不再增长。

 

　　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时，能源消费也基本上趋于稳定或达到峰值。美国和日本全是同步实现能源和二氧化碳的峰值。中国希望二氧化碳排放尽早到峰值，但是中国达峰值时的发展阶段比发达国家早，经济还要比较快地增长，所以届时能源需求还会持续有所增长。

 

　　这种情况下，碳排放要达峰，就要加快改变能源结构，这个期间必须用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从而使单位能耗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二氧化碳排放才能不再增加。

 

　　在2030年左右，我国GDP潜在增速4%?5%，估计能源消费弹性约为0.3?0.4，那么能源消费增长率就是1.5%左右。这新增的1.5%，必须是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二氧化碳排放才能到峰值。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预示着我国未来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必须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他们二氧化碳排放到峰值了，能源也基本到峰值了。而我们要在能源消费增速1.5%左右的情况下达到峰值，必须大量发展非化石能源。折算成标煤来看，到2030年左右每年必须要新增1亿吨标准煤左右的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其中核能要占近30%，每年要新投产大概10个左右的百万千瓦核电站。

 

　　财新记者：中国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具有难度的碳减排计划，除了应对气候变化，是不是也有环境问题的助推作用?比如这几年在华北、华东地区的大范围雾霾?

 

　　何建坤：应该说是这样，引起京津冀地区雾霾主要是煤炭燃烧和汽车尾气，汽车尾气也是化石能源消费所引起。如果仅仅着眼于末端治理，在烧煤和烧汽油过程中，用技术手段少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其实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减少煤炭消费。出现“APEC蓝”，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好多工厂关了，汽车停了，化石能源消费减下去了，所以就见效了。所以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既减排了二氧化碳又改善了环境，具有多重效应。

 

　　确立这样一个非常积极、紧迫的二氧化碳峰值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这也是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源结构变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就是说，先有了一个紧迫的目标，在设计发展路径时候，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型，加速新能源的替代，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治理污染。

 

　　另外对于能源安全也是一样，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能源进口国，进口石油占整个石油消费比例的58%，美国才45%。中国石油进口的绝对量也将超过美国。因此，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声明》还提到，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协同效应。

 

　　财新记者：刚才您谈了如何解读，接下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路径是什么样的?

 

　　何建坤：距2030年，还有3个五年计划。政府会根据长远目标，制定每个五年计划。“十二五”规划中相关指标有三个，一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第二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17%;第三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要达到11.4%。这是三个很重要的目标，每个五年规划都有这样的目标的话，叠加起来就瞄准长远目标的实现。比如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是11.4%，到2020年是15%，“十四五”还要制定2025年目标，每个五年规划中这些目标要经过人大通过，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我国也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讲过，要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消费主要是控制煤炭，不会控制核电、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能要在“十三五”之后，引入总量控制目标，特别是煤炭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