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确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定量指标。一是“十二五”期末，第三产业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四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接近30%，提高到40%。二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五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规模。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比2010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0%左右。

 

　　国务院关于《“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把推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提出一要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二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四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五要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可能形成一批中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一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机械制造、电子和电气产品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二是劳动密集型，但具有市场营销和品牌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部分电子器械等产业；三是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如钢铁、有色、化工等产业；四是体现国家战略要求的产业，如航空航天、新能源和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

 

　　预计“十二五”时期单位GDP能耗下降16%左右，其中技术节能为4.0%左右，结构节能为12.0%左右。也就是说，结构节能对实现节能目标的贡献率为60%-70%，技术节能的贡献约30%-40%。因而，结构性节能将发挥主导作用。当然，也需要配套综合实施技术性节能和制度性节能措施。

 

　　其次，新能源产业将成为主要绿色产业。

 

　　能源环境的约束强化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能源的消耗很大，按基准情景测算，“十二五”末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1.2亿吨标准煤。这些情形要求转变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式，要进一步加强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的发展。

 

　　能源消费污染加重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各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滞后，而鼓励居民购买私家车。这样，不仅大量消耗汽油，而且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炊事、供暖仍主要用煤炭作为能源，造成了环境污染。由于化石能源的生活型消费对环境污染和居民健康损害加剧的压力，要求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

 

　　外贸能源资源逆差加大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加速增长，顺差不断扩大。但由于在出口结构中能源资源型产品比重过大，在这些行业的贸易总值是顺差，但在资源环境核算上却是“逆差”。据估算，约30%的二氧化硫、25%的烟尘和20%的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源于出口贸易。外贸造成的二氧化硫“逆差”约为150万吨。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出口大量商品的同时，出口了大量的能源，进口了大量的污染排放。我国能源资源压力不断加大的趋势，必然要求“十二五”期间转变以量取胜的外贸发展方式，调整外贸结构，降低能源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重，促进产业升级，改变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从而减少外贸对国内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发展绿色外贸。

 

　　我国新能源产业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技术标准匮乏；新能源电源发展与电网建设相关运行机制不协调等。

 

　　最后，极大影响了中国国际能源贸易与合作。

 

　　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发现和商业化开采，已经在逐步打破以中东石油为重心的“单极时代”，世界油气供应格局开始进入“多元供应时代”。在供应轴心逐渐西移的同时，能源需求重心加速东移，能源安全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将对中国能源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了中国在对俄能源外交中的主动权。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的非常规能源开发热潮加快了全球油气生产中心向西移动和消费中心向东移动的趋势，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罗斯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力，迫使其更加关注亚太市场。这种变化为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契机。对俄罗斯而言，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欧盟最大的替代市场，无疑将使俄的能源出口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天然气多元化供应格局。

 

　　二是加速了中国石油公司布局北美非常规油气资产的步伐。中国的能源短缺瓶颈决定了寻求外部资源供给是提升中国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在能源“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石油公司积极进入美洲市场，出海步伐明显提速。近年来数比大规模的并购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的跨国经营已步入新阶段，开始由单纯的资源导向型企业向具有投资属性的国有跨国公司转变。

 

　　三是中国的中东能源政策一定程度上将受到中美油气合作项目的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北美地区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的重心。2009年以来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金额的一半以上都投向了北美的油气项目，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的油气投资越多，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能源关系受美国的影响就会越大。中国把“鸡蛋”放到美国的“篮子”里越多，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约的程度就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大。若美国认为中国与伊朗过于亲密，就可能会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否决中国在其境内的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中东能源政策的“自由度”。

 

　　综上所述，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给中国的国际能源贸易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挑战。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使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寻找安全、可靠的油气供应来源成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首要任务。在拓展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同时，应从资源、回报和风险三方面综合谋划海外发展战略，趋利避害，实现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