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应互为表里

 

　　■查全衡

 

　　2014年下半年以来“跌跌不休”的国际油价，为我国石油进口，以及石油企业“走出去”获得新的油气供应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取决于国内体制机制的应变能力。

能源战略安全 大家谈

 

　　目前，国家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库容有限，早已被高油价时期签订的“期货”充注得差不多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低油价”时，我们正忙着三大油公司重组上市，顾不上；美国“两房”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低油价”，我国却由于经营管理缺陷，不仅国企，连“船小好调头”的民企，也错过了“最佳时间窗”。“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愿这次能把握好机遇。

 

　　自1993年我国石油公司参与秘鲁塔拉拉油田开发算起，我国油企“走出去”，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份额油已经超过了1亿吨，业绩不俗。实践证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巨大空间。截至目前，国外九成以上的投资、九成以上的份额油属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其中，中石油占据份额油“半壁江山”。显而易见，各石油公司在国内国外都扮演了相似角色，拥有相似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国内发达的石油工业是有效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基础”。

 

　　从单纯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分享资源”角度讲，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足以维护我们的全球利益，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油进不来怎么办？“国内油气资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础”，因此，在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的当下，仍然要强调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国内为主，国外补充”的发展方针。应当清醒看到，我们“走出去”，并非本土没有油气或者资源枯竭了，而是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本土油气产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是跻身世界前列的油气生产大国，本土年产原油2亿吨，天然气1000亿方，这是应对各种非常事件的坚实物质基础，需要倍加珍惜，并进一步夯实这个基础。

 

　　目前看来，世界石油供需关系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经济上可行，中国完全可以多进口些油，本土少采些油。低油价时期，甚至可以考虑将额外进口的油气回注到己开发或枯竭的油气田中储存。非常时期，则依靠本土资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不过，基于石油上游业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低产井，尤其是高含水、高含蜡油井关井后不易开井等特点，仍然要抓紧时间在本土积极勘探开发，多建产能，视油气进口难易程度决定国内的开采強度。而且，平日里努力开采“低品位”资源，非常时期动用“富集高产资源”。

 

　　其实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实例，比如荷兰的“小气田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荷兰发现了欧洲最大的气田——格罗宁根气田，该气田地质储量25000亿方，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亿—900亿方。荷兰在陆地与北海领海区域，也存在大量的“小气田”。基于能源安全，平日荷兰鼓励小气田多采气；而将格罗宁根大气田，产量压低一半，作为调峰应急气田使用。2014年，格罗宁根产天然气540亿方，而小气田也有260亿方的产量。

 

　　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举措，当时，将大庆富集高产的喇嘛甸油田留作战略储备油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支撑濒临崩溃的全国经济，喇嘛甸油田才被动用。之后，国家层面除了強调修建储备油库之外，该将哪些油田作为储备油田，战略显得很模糊。延续30多年的改革中，石油主管机构频繁变动，新机构对石油业的特点，我国石油业的现状和前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突出表现在对待页岩气和常规油气探明未开发储量的“厚此薄彼”上。从技术难度和成本上看前者远高于后者，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然选择后者为现实的开发对象，前者扮演“未来之星”，而不会颠倒先后角色。

 

　　到2012年底，全国探明未动用的石油储量有82.8亿吨，若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原油产量也有2000万吨。探明未动用的天然气储量有4万亿方，若动用一半，产气速度为1%，气产量也有200亿方。而页岩气虽然发现了涪陵气田，但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

 

　　显而易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实际国情的石油发展战略，作为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需要一个強有力的职能部门，集中高效地统筹全局，实实在在地谋划未来，才能把“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真正做成互为表里的一篇好文章，才能抓住并用好每一次出现的机遇！

 

 

　　要改变单纯追求国内产量的惯性思维

 

　　■韩学功

 

　　近日关于大庆油田计划原油减产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早在2003年，在大庆油田原油连续27年高产稳产5000万吨以后，就主动逐步降产到4000万吨以上，这是截至2014年连续12年的原油4000万吨和油气当量5000万吨持续稳产。

 

　　油田产量逐步递减，规律使然。任何油田稳产依靠的都是两种基本办法：一是储量接替，也就是通过勘探，找到新的可采储量，补充原有可采储量的递减；二是措施增油，比如：打加密井、调参、注水、三次采油等等。可惜的是，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储量接替的不可持续，技术创新的约束和开发难度的增加导致了成本与收益的逐步失衡。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稳产，如果没有储量上的重大突破，再保持原有产量，就不经济了，而油田应采取的基本战略就是主动降产，以达到成本与收益新的均衡，形成规模经济。大庆油田的主动减产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

 

　　大庆油田主动降产，制定新的油气当量年产4000万吨以上稳产目标，是油田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达到油田利益最大化，就是要尊重开发规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立足长远，尽量延长油田寿命，不进行掠夺性、杀鸡取卵式开采，综合考虑储量、产量、油、气、成本、收益、技术、管理、人才等多因素和关系，最后确定动态目标产量，也即“经济产量”。

 

　　大庆油田为了达到新的稳产目标，采取了“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方针，提出“老区有序调整、外围加快上产、新区规模开发、天然气快速发展”的总体部署，践行“产量最优化、技术系列化、管理规范化、运行有序化”的总体要求，以精细开发保稳产、以管理提升增效益。

 

　　应该说，大庆油田的做法，对那些后备储量不足、综合含水很高、开发难度非常大的老油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大庆油田主动降产，不仅对油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有利，而且对于油气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国，真正改变单纯追求国内石油产量的惯性思维，不抢子孙饭，保护本国石油资源，更大程度地利用世界石油资源，为我所用，也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石油干部管理学院教授)

 

 

 

　　理性看待能源安全问题

 

　　■刘强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庞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3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能源消费结构因受环境影响的制约越来越难以为继，可以说，在此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或接近上限。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的能源结构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能源结构问题包括安全、环境、经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最优能源结构来平衡这三个方面的目标。

 

　　对于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衡量体系。就石油而言，201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9.5%。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石油供应安全，社会上有种种声音。单就进口依存度来讲，国际上有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完全依赖于进口。现在一谈石油安全，许多人第一念头就是战争，事实上，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有可能哪怕全部自产，也是不安全的。

 

　　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能源安全问题。我认为所谓能源安全首先要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与能源的进口依存度关系不是特别大。进口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合的一个大趋势，完全的闭关自守反而是最不安全。

 

　　而从国际贸易角度讲，应该寻求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方案。从能源角度讲，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和环境之间做平衡。经济竞争力是最重要的目标，对能源进口而言就需要有合适的价格。如果过于强调分散化，实际上也会推高进口成本。有时，进口集中些反而会降低安全风险，因为越集中，保护起来越有力，成本也越低。

 

　　目前，中国能源的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已具雏形，中国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关系过程中，能源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实际上，国际上很多国家希望中国在维护能源上发挥更多作用，国际能源署和能源宪章组织都希望中国加入，中东地区也希望中国能参与更多区域事务。中东地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区，就维护能源安全供应角度讲，中国理应针对该地区做出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社区发展、文化建设、商业合作等方面的贡献。

 

　　中国刚发布的到2020年能源战略行动计划对国内油气生产消费目标提出了要求，但从生产角度讲，业内已经普遍意识到，特别是天然气的生产，实现行动计划目标恐怕很难。相反，在当前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中国有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的强大基础和现实需求。

 

　　中国应该摒弃过去过度依赖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点，充分利用国际能源资源，对于国内石油的开采保持适度即可，而应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提供能源服务和提供产品方面。

 

　　事实上，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环保角度，中国也没有必要紧盯国内能源资源。中国的原油产量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可以预见，未来这个数字仍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个产量水平目前已居世界第四。我的建议是，经济的事情就得要用经济的规律来做，国内的原油生产没有必要不计代价去维持产量，天然气也是一样。

 

　　（刘强系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本文由本报记者仝晓波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