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障安全。一是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加大新能源和天然气的开发力度，避免能源自给率的快速下降。石油应保持一定的储采比，稳定国内产量，适度发展煤制油和煤化工。二是安全、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明确提出控制石油、天然气进口依赖度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石油进口多元化，降低石油进口对中东和运输通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保障油气通道安全。鼓励产油国石油公司和跨国石油公司来华投资中下游业务，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上游业务及炼化等中游业务。三是提高储备和应急能力，健全国家、商业、社会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鼓励各类企业参与石油储备，加快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建设。提高天然气储气率，保障电力系统和运输通道的安全稳定运行。

 

　　（二）节能优先。一是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30亿吨标煤（约折合45亿吨原煤）。同时将2020年石油消费量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二是继续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到2015年、2020年、2030年分别实现能效追赶、接近、同步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三是必须走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实施较激进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

 

　　（三）结构优化。优化能源生产、转化、利用结构，推动能源供应体系变革。一是大幅度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确保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5%左右。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力争到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达到3500亿立方米左右，到2030年天然气消费量达到6500亿立方米左右，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0%和15%左右。显著降低煤炭消费比例，2020年下降到60%左右，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到2030年初步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五足鼎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结构。二是优化能源使用结构。统筹考虑能源和化工两个领域，石油应主要用于生产交通燃料，煤炭优先用于发电，促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煤化工主要走多联产的技术路线，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气等项目。三是优化能源转化结构。要明确“大电大网”与分布式电力系统并重的发展思路，形成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绿色智能的电力系统。一方面积极建设大型煤电、核电、水电可再生能源基地；明确“输电输煤并举，当前加快发展输电”的方针，优化能源输送方式；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特高压输电，提高输电经济性。建设结构清晰、功能明确、匹配合理的智能电网，以提高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吸纳能力、实现用户侧响应和提高电网利用率。另一方面，提高对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发展分布式风电、太阳能发电，发展天然气电热冷多联产能源系统。

 

　　（四）绿色低碳。一是逐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到排放总量控制的过渡，建议分三步实施，即：2015年努力完成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降低17%的目标；2015年之后，设定与能源总量控制相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实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实现排放总量减排。二是加快发展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显著提高碳生产率。力争到2030年我国因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大体上在100亿吨左右，人均排放量为7吨，和欧洲届时的人均排放水平大体相当。三是减少污染排放。通过末端工程治理、发展循环经济、源头预防和加强监管等措施，减少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

 

　　（五）技术引领。实施“追赶”与“跨越”并重的能源技术战略。一是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全球能源技术发展方向的能源技术路线图。实施国家能源科技创新战略，由目前需求拉动的“跟随”式创新，逐步向需求拉动与技术推动的双重作用转变，发挥技术引领作用。二是加大对能源战略性前沿技术和重大应用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供给侧重点支持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煤制油等石油替代技术、煤气化整体联合循环等新一代火力发电技术、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能源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核能技术；需求侧重点支持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系统、热电联产系统技术；输送转换环节重点支持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和氢能技术以及碳捕获及封存技术。三是创新组织形式，建设公共研究开发平台，支持和引导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创新联盟，构建创新链，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联盟机制，推进协同创新。

 

　　（六）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放开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更好地发挥好政府作用，强化对自然垄断业务和市场秩序的监管，加大节能环保和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文章节选自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