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进一步分化，增长格局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有较多相似之处：美国乐观、中国下行、欧洲堪忧、日本惨淡、俄罗斯重创，油价大跌、美元走强。

 

 

　　未来十五年世界经济总体上将持续平稳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乐观。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2.8%）,并未出现长期萧条的情形。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恶化成萧条，这表明世界经济具有较强的内生调整能力，部分“引擎性”经济体的政府也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对能力和相对较好的协同机制。未来全球经济不太可能进入长期性低迷期，也不太可能换挡到较低的增速区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但其经济体量比以前更大）。尽管存在一些摩擦，但世界政治局势总体还是向好，中国可以与其他进口国一样，以大体相同的价格购买到所需要的能源。

 

　　从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局来看，当前世界经济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有显著不同。全球金融体系基本实现去杠杆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亦有了更多担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中的跨境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中国已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趋缓，但因经济体量较大，中国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量中仍会占较大比重，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重要内生因素。

 

 

　　预计未来五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速将有所减缓（年均约1.5%），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产量增速将明显减缓。经济形势与能源形势互为影响和制约，但在正常情况下（例如不出现战争、大规模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主要是前者决定后者。我们对主要机构以往的能源需求预测误差成因分析表明，经济增速假设偏差能够很好地解释能源需求预测误差。受近期经济增速格局的影响，未来五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速将有所减缓。

 

　　由于油气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以及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产量基数增大，未来五年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投资和产量增速将明显减缓。

 

　　未来十五年世界能源需求总体上将持续增长（1.0~2.0%），但具体的增速数值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也来自全球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2003~2013年世界能源消费增量的58%来自中国。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但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对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拉动作用只是逐步有所减弱。尽管国际分工仍在演进、技术水平仍在提升，但其对能源需求规模的影响力度不会发生急剧变化。未来能源结构调整步伐不会减慢；能源需求增长的区域重心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移动。

 

　　国际原油价格可能在较长时期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原油产量在增长，但没有迹象显示原油储采比会持续下降；中国的原油需求增速将有所减缓，印度可能会加快，但印度目前基数还比较小。

 

 

　　中国经济已进入并很可能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增速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9%以上的增速已不太可能持续出现了。这已基本成为各界的共识，目前的经济状况初步验证这一点。增速下滑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数据），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后发优势相对较少，经济自然增长潜力要下降；二是决策层（包括地方）克服了过去的速度情节，对长期经济增速趋缓有了“新心态”，接受并认同长期经济增速要下一个台阶。

 

　　经济增长质量是否会显著好转，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迹象，还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回顾历史，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更早时期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强调从“速度型（或粗放型）”向“效益型（或集约型）”转变。

 

　　但是，增长质量并没有显著好转，投资率不降反升，目前已接近50%。这一数据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以钢铁、水泥为基础的建筑安装工程占了70%。这是典型的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由此也造成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大量建筑物摧毁重建重修、能源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部分国民经济体系在自我循环。这也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能源需求驱动因素与发达国家历史上能源需求驱动因素的重要区别。

 

　　出于风险担忧和谨慎原则，未来较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仍有可能推出。短期经济波动无时不在。尽管已具备接受7%甚至更低一点长期经济增速的心态，但是在短期经济波动中，如果某年经济增速降到7%并有继续下行的风险，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则较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仍有可能推出。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我国政府总体上是倾向于救助。如何在熨平短期波动和促进长期增长之间摆好心态并防范风险，这是比较困难的。这也直接关系到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因为短期投资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土建工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