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历程看，能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可分为流量约束和存量约束，并首先表现为流量约束，主要特征是能源开发受到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能源向现实能源转化，集中表现在一定时期内能源供给满足不了能源需求。总体上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能源存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能源约束已开始从流量约束向存量约束转变，能源的可获得性、能源资源的可控性成为能源发展战略重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能源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如不加快能源转型，能源总量供应、生态环境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战略上看，中国面临的能源挑战不外乎涉及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能源的有限供给与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并有效实施，“以有限的能源满足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二是能源的大量使用与环境形势日益加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如何平衡经济需求及选择社会目标的组合，我们应“尽可能地降低甚至避免能源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全球能源技术创新下的多元化趋势，以及安全和环境倒逼的能源战略调整，将共同促进中国能源技术开发应用、加速能源体系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相对于“总量趋势”而言，“边际增量”具有更重要的投资意义。眼下，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就是既要增加能源供给，又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源供给的低碳化、能源消费的绿色化、以及能源输配的智能化，作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中最为鲜明的边际增量领域，将成为能源发展转型中的三条核心主线。

 

　　没有通用的能源战略，只有最合适的能源战略。坚持把一般原则、普遍规律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制定顺应趋势、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源战略、能源市场和能源政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充足的能源加以保障，能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性问题，以能源效率为出发点，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发展转型路径，用产权效率与政府公平来推动能源集约发展和清洁发展，实现低碳、多元、可持续的能源发展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要探寻由粗放型能源利用向集约型能源使用方式转变，由高碳能源、低碳能源逐步向无碳能源和碳循环过渡，是中国能源发展的迫切选择。

 

　　任何国家的能源转型都是极为艰难的，中国亦不例外。中国能源产业发展虽然已经走过了60余年历程，可一直是带着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与“硬伤”在曲折前行。期间虽有向市场经济渐进的方面，但资源权属构筑的垄断篱笆一直未能打破。中国国企改革已历经30余年，能源领域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投资产权的改革还有许多可以突破的地方，但更为基础的改革—资源权属的改革亟待推进。从资源出发，能源无论在哪个阶段或环节，其结构与绩效都受困于资源权属配置的初始安排。能源发展转型如果是市场转型，首先就要突破资源权属的垄断篱笆，否则不仅会影响能源转型的质量与速度，而且会拖累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

 

　　从能源利用的角度而言，经济转型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根本性的经济转型，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有机能源向无机能源的经济转型；另一种是渐进式的经济转型，像美国等工业国家的后工业革命，仍是以矿物能源为主的经济转型。尽管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更是一种“质”的转型。毋庸讳言，世界各国均逃不出这一基本框架，而目前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更迥似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是一种朝着试图发生根本性经济转变的方向发展的转型，例如对风能、太阳能的利用就是一种螺旋式的更高层次的有机能源利用的回归。相对于历史上煤炭替代柴薪和石油替代煤炭，当前的能源发展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驱动，制度扶持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市场饱和与能源变革是完成转型必不可少的两个前提条件。市场能推动经济达到一个转型的临界点，但却不能单独支撑，完成这种转型的任务。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未发生相应的能源变革，经济往往会走入一个衰退期。加快能源发展转型不亚于一场革命。美国为了实现全球战略中心的转移，推动能源革命的目标是能源独立。中国为了掌握国际能源发展趋势，满足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能源发展转型的第一重点是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发展转型是制度转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转型是能源发展制度转型，因此，如何从垄断中解放市场尤其是培养竞争性市场，真正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目标转变，就成为提升能源发展制度转型绩效的关键所在。基于长远考虑，中国亟待提高能源战略及规划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应制定明确、完善的顶层设计和长远发展目标，并通过定期评估机制动态调整。从中国能源政策的现状以及中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出发，我们将视野扩展到2020年、2030年，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能源系统，为适应安全、清洁和高效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政策应该加快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从单一化供给政策体系向多元化供需结合政策体系转型；从以二次产业为主的政策体系向三次产业并重的政策体系转型；从以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投资激励政策向各类社会投资并存的投资激励政策转型；从以经济性管制和事前审批为主的政策体系，向以社会性管制和全过程监管为主的监管政策体系转型；从以国有部门为主的单一化、分散化创新政策体系，向多元化、协同化为特征的新型创新政策体系转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