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迪尔克·梅斯纳认为，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参与者俱乐部，G20对稳定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他说：“人们还远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投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他建议，G20必须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贯彻实施有效的框架条件和整治措施，以实现稳定、透明和激励机制，从而限制短期和短视行为并促进更多着眼长远的投资。与此同时，世贸谈判裹足不前，G20应为恢复世贸组织活力贡献力量。

　不仅如此，迪尔克·梅斯纳还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G20的两点期待：其一，与联合国紧密合作并系统地照顾到贫困国家的利益，推进广泛的多边主义。他认为，尽管G20代表着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但仍有172个国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顾到其他国家利益，G20将失去合法性和行动能力。

　其二，关注世界经济向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过渡。迪尔克·梅斯纳认为，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在21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很多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最终将实现快速增长并消除贫困，同时我们作为人类文明也将触及地球系统的极限”，他说，“G20必须关注这一课题，因为只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共同加以推进，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才可能成功。”

　“金砖五国”都是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因此，迪尔克·梅斯纳认为，它们在建立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气候政策提供帮助、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解决资源问题、稳定较弱国家的形势等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则特别描述了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合理地运用这一外汇储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更重要角色。”

　同时，他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中国也应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

　尤里·达杜什还补充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经济舞台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得到管理层的更大话语权。

　两个“疲惫的世界”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多位受访专家亦尖锐地指出了它们自身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G20尤其要避免成为只代表成员国本国利益的组织，重复G8的老路。

　尤里·达杜什对本刊记者说，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强劲，但通胀压力在逐渐加大，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后面临着过热的风险。

　在这位经济学者眼中，这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有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达到6%左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出现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尤其是食品、食用油和汽油价格上涨给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他说，“而在发达经济体，民众发现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相对要小些。”因此，尤里·达杜什建议新兴经济体应适当放慢经济增速。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发表了自己对当下世界经济的看法。他认为，总体观察，传统的工业国家正努力摆脱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增长率较高的新兴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等老问题。因此，他说，如今，全球经济存在两个“疲惫的世界”。

　经济隐患之外，黄仁伟还提出，新兴大国与传统工业大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其内部结构仍有严重缺陷。他说，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

　《博鳌报告》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中国前行中面临的障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商业行政效率，包括商业审批效率和商业仲裁效率;基础设施能力，包括互联网、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方面;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医疗服务和交通安全问题。

　正因为如此，沙祖康提醒不可盲目乐观。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说，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现实。至于二十国集团在未来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提出议程并作出决策?都还是未知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进程，现在远未实现。”

　在沙祖康看来，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严重不足。发展中国家面积和人口占全球70%以上，但GDP总量仅占全球4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一家拥有16.77%的投票权，而即使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发展中国家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仅有48%，还不到一半。”他说。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一直到现在，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有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制度性组织，这制约了它们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黄仁伟就建议，金砖国家应该从一个论坛发展成为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机制。他认为，这种对话机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使之更具有代表性。

　沙祖康则强调了联合国的重要性，他说，与联合国相比，二十国集团的讨论和决策相对高效，但联合国是最广泛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全球机制，其民主性和权威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如何将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与联合国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与沙祖康一样，迪尔克·梅斯纳也表示，全球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必须由公平且高效的多边主义，即更多国际合作保驾护航。

　他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重塑其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责任。

　迪尔克·梅斯纳严肃地警告：如果民族国家片面遵循自身利益，而非设法实现全球利益均衡，我们将既不会实现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也无法和平处理资源紧缺问题。狭隘的利益政策将导致世界经济治理不当，资源冲突以及对全球化的威胁。

　他说，所有重要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新兴工业国都必须汲取这一教训。(参与采写：《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驻华盛顿记者蒋旭峰驻联合国记者顾震球驻柏林记者焦宇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回望1999年，在七国财长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宣告成立;起初，它还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对话的议题完全由八国集团(G8)设置与主导，新兴经济体还没有话语权，2004年在美国举行的G8峰会甚至没有邀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加。

　然而，在2008年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由G8加上新兴国家组成的)G20就取代了老资格的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的崛起，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中，这些“后起之秀”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