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能源企业的机遇与风险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秘书长胡卫平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国家存在契合点：一方面，中国钢铁和基建等领域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另一边，中国原油和天然气等资源需求却在不断攀升，进口总数不断增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民营企业及金融创新区将在能源、基建、跨境融资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是中国在中亚地区仅次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伙伴，与俄远东地区情况相似，其落后的公路、输配管网及其他相关基础设施水平严重阻碍了其进入中国能源管道市场，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打通了能源合作的壁垒，让企业更容易出去交流和发展。

 

　　据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杨雷介绍，虽然油气对外合作近年来一直都在实施，但是有了“一带一路”后，将会带来更好的环境和发展机会，让企业从以前单打独斗的情形转变为更加立足当地、多元发展、互利多赢的模式。例如在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合作中，我国企业就发挥集群优势，不仅开展投资、工程承包、装备出口等业务，还给予配套融资服务，参与企业包括专业公司、服务机构和银行等，这样合作水平就大大提升，和对方进行政策衔接的能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当地的民营企业反映一些问题，很容易就能够提交到巴方高层进行协调解决。

 

　　另外杨雷表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构建更加强大的软实力。我们不是非要拿回来什么才是目的，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海外油气投资，带来最大收益的一定是投资所在国。

 

　　只有实现了区域的繁荣和发展，我们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能源安全和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们的国际责任。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0多个国家，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面对复杂的环境时，判断项目的好坏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由于各国法律、历史、文化的差异，企业出去投资合作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很难估量的。这种情况下，企业在着眼于“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倡议顺利落实的同时，应实现真正有质量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首先企业要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法规、历史和人文环境，了解收购项目或企业的运营历史；清楚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处理外资纠纷的习惯性行为；明晰投资目的地国是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其次对于调查的方式，应以企业自身调研为主，参考国际咨询服务机构。再者要把握好投资的节奏，慎用贷款换资源模式，充分评估资源国的债务负担程度和还款能力，对国际间有关中资对外能源投资的舆论要主动应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一带一路”的部分地区基础建设比较薄弱，这是区域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应放在优先的位置。然而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让项目存在很多潜在的风险，企业出去合作时比较零散、势单力薄。

 

　　杨雷认为，可以借鉴当年世界银行来中国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由政府或者机构提前多做些规划和研究，甚至是政策的咨询，一定要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在这些基础上可以研究在当地建立一些工业园区等举措，实现真正有质量的发展。

 

 

　　圆桌会上，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刘京生指出对于企业来说，赢利才是考虑的重点。她表示，资金本身是独立的，其流动是有规律的。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就不能只是一个政策行为，因为光靠政府资金支持是肯定不能长久维持运营的，对外投资合作的结果肯定是希望通过市场产生可持续的赢利。

 

　　今年的资本市场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多支持，但是还需要思考怎样把钱吸引到实体经济中去。例如，从美国页岩气革命中发现，在转型初期前景渺茫且风险很大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仍进入了这个领域，从而保证了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在国外吸引资金时将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个时候，就更应该按照资金客观规律来发展，而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行为去运行。

 

　　此外，刘京生还认为，谈判时要明确政府与企业间的分工。比如，个别发电企业在印尼谈项目时就发现沟通较困难，原因是土地问题解决不了。对于油气企业情况就更特殊了，因为像矿源这些问题不是企业能解决的，那么就需要政府去谈。对此，也可以借鉴当年国外企业来我国投资时的做法。告诉他们哪些项目是可以投的，哪些不可以。很多时候商业风险就是企业风险，政府要想办法帮助企业降低风险。

 

　　最后刘京生还指出，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一些能源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合作中栽过跟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地认识当前的政策拉动，学习防控风险，总结优势和劣势，选择好的合作伙伴，能源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才能更稳健。